- 叶超;李明辉;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全过程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正面影响,而对创新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影响均至少持续三年时间。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分别通过影响企业代理成本与研发团队的规模和效率来影响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最终导致企业创新绩效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增强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积极关联,超额商誉带来的企业复杂性增加会加剧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消极影响,而女性高管则可以缓解超额商誉和创新产出之间的负向关系。
2021年12期 v.32;No.222 65-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3K] - 安家鹏;孙光国;翟胜宝;
基于债务人风险规避视角,手工收集2007—2019年公司债券契约条款,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减少了债券契约条款中债权人利益保护条款,且与企业规避风险能力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债券期限较长的情况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条款减少更为显著。
2021年12期 v.32;No.222 82-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1K] - 卢太平;马腾飞;
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独立董事薪酬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薪酬会削弱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加剧大股东掏空程度,支持"合谋"观点。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提高独立董事薪酬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促使独立董事积极参会并减少其异议行为,最终加剧大股东"掏空"程度。
2021年12期 v.32;No.222 94-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2K]